古板大王控制的大头蚁东北部地区，是相对比较偏僻贫瘠的地区。

与对岸不同，大河对岸的铺道蚁蛮国境内，大河沿岸是肥沃的土地，出产丰富。而大河的南岸却是以岩石滩涂为主，杂草丛生，出产较少。只有「临水城」附近稍微丰饶一些，所以每年铺道蚁蛮国的南征都要先攻克「临水城」作为基地。

因为贫瘠，东北地区的这十七座副巢大多都是中小规模都副巢，蚁口加在一起也就六七万左右，现在四万最精壮的蚂蚁都被拉入了古板大王的军队，这个军民比例约为2:3，放在人类世界，已经都不只是涸泽而渔了，简直是闻所未闻。

相比较之下，人类世界的军民比例要低得多，往往低于1:100，上限是1:6，极端情况下也不超过1:3。

仅以常备军计，中国明朝的时候是1:200左右；清朝开国时期大约有一亿人口，军力为二十万八旗军和六十万绿营兵，军民比例大约为1:100；而到了清末，不算临时募兵，正规军大约还是这个数目，可人口已经有四亿，军民比1:400。

一般而言，封建制度的国家，经济越发达军民比例越小。这是因为社会制度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非农业人口会不断增长。而古代的军队招兵不仅需要大量资源供应，还会影响经济生产进而影响赋税。

简单计算一下可以发现，1个正规军人起码要配1个后勤人员，起码要1个平民劳作供应这两人的吃穿用度，算是3个壮丁，所以1:3是军民比例的极限。考虑到国家的其他赋税需要，1:6就是一个实际上的极限。

而古典国家和游牧民族由于是“全民皆兵”，才能够接近1:3的极限比例。

古希腊城邦雅典能做到全民皆兵，因为雅典人主要赋税来源是海洋贸易和银矿开采，赋税收益较农业高的多。雅典人没有多少常备军，他们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职业军人，雅典独立的根本保证就是所有公民保卫国家。但这也不意味着其军民比例就是1:1，不考虑公民平时并不脱产的因素，就单纯把全部公民都计入军队，我们也会发现，古雅典有着大量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他们从事生产却不能当兵，所以古雅典的战时军民比例也不会高于1:3。

古雅典的这种公民兵制度不只是古希腊独有，秦朝这个中国最早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也实行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几乎都是这种耕战结合的政策。

所以先秦时期，创造了长期高军民比例的极限。以当时各诸侯国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动不动就是数十万大军间的决战，军民比例可想而知。

但这种高比例无法持久，秦朝灭亡也和关中子弟全当兵了，国家赋税枯竭有关。

最终，在东西方历史中，这种古典的“全民皆兵”最终都被少数常备军所取代。对此，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中有分析

“一个国家民族武装部队的规模则依其人口和生产力的规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养他们自己，并生产一些剩余供给只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侣和官员。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只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装。即使当国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货币经济时，原始的税收、财政和银行系统仍难以使货币快速增长。只是到了相对现代化的时代，政府才有了税收、微小的储备银行和货币铸造，才能够转移占国家产值较大比例的财力支持战争。在古代，甚至这些机构也不能筹措多少财力，因为那么多的人仅能维持生存水平，所以没有什么剩余用于战争。即使是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也只能保持少于其人口数量1的武装部队。

由于既缺乏现实资源也缺乏财政资源，所以民兵成为普遍的兵员系统。在民兵系统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装部队服役一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