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但是我们却在那里有先后顺序，但外面不知道情况，为什么有的放有的继续关。而且到底放不放，对于关在里面的人根本是无从得知。
有了第1波人的释放，其他没有放的人，不管是他们的家属还是他们的委托律师，都加紧了活动。
等到两天以后，徐队长通知我准备释放第二波人。我的想法就是把核心成员以外的所有人全部放掉，但是徐队长给了我一个更大胆的指示，他要我把所有剩下的人全部变更强制措施。包括聚源公司的老板，按理我们现在对他指控了三项罪名，每一项都是3~7年的刑期，合并计算最少最少也得判上10年。
我有些诧异，问徐队长：“聚源公司的老板也能放吗？他的三项罪名合并可是10年以上，这是重罪了，没有取保候审的条件？”
徐队长笑道：“这不是还没有判吗？你刑法的原则都不懂了，法律在没有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就是无罪的。虽然我们指控他三项罪名，但未必每一项罪名都会成立。你就当做指控他一项罪名，这样取保候审就顺理成章了。你就照此办理就行，局里领导已经跟法制科打过招呼，他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为难你的。反正最后的好人要检察院来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没必要伤这个和气。”
徐队长的一番话，我当然遵照执行。很快，就到了释放聚源老板的时候。那天也是我忙碌的一天，因为释放的人比第1波释放的还要多。不过有了第1波的教训，这一次徐队长给我准备了更多的人手，经侦大队那边也派出了更多的人来协助我。因此反而工作量下降了很多，当然这个我不去提他，关键是所有的人放了。
在关于聚源老板在何地执行取保候审的问题上，聚源老板当然希望回上海去执行。这样他工作生活都方便，可是要如他的愿，那还是我们说了算。
徐队长特意来问了我的想法，我当然希望把聚源老板留在山阳执行取保候审，因为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传讯讯问要进行。把他留在山阳，我办起事来方便。
徐队长关心的显然不是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聚源老板离开了山阳会不会脱离控制，我们在对他的定罪量刑上，是否会存在证据不足的风险。
徐队长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我是不担心的。因为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汇总到我这边，我也对案子的脉络仔细的整理过，知道谁的证据充足，谁的证据薄弱。对于聚源的老板，也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他的起诉审查，我自认为在证据上没有问题。
因此我向徐队长打了保票，有了我的保证，徐队长就要求我同意聚源的老板回上海去执行取保候审。这让我大感意外，我以为他会支持我，在山阳执行取保候审的意见。因为我是尽快想把案件办结，无论什么结果，这个案件尽快移交其他部门才是我的上上之策。
不过我也没做过多坚持，徐队长已经决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聚源的老板对我是千恩万谢，他在看守所里，整整关了20天。这20天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相当于过去了20年，让他一下子明白了许多的事情。
随着这些人的释放，我手头的案件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为了这个案件顺利的办结，也是为了徐队长和姜明军那边追求最大的利益，徐队长又把我和姜明军等叫到金老板处吃饭，商量事情。
这次的饭局当然又有阿鱼头的份，因为许多幕后的工作，姜明军这边需要阿鱼头出面联系。而徐队长这边就由金老板他们负责，我只负责公事公办。
徐队长说：“案件办到这一步，局里领导已经明确了下一步办理的意见。我们老大的指示就是，只负责证据收集，不负责最后的处理。这个案件很快会移交到检察院，是抓是放，一切由检察院那边说了算。昨天聚源公司的老板又到老金这边，对于这个案件的后续办理，对方也是向我们提了许多建议。当然每个建议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