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备很忙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战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全面度田和之后授田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需要大量官员全身心投入进去，包括他这个皇帝都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很多官员在这一波混乱之中或者是造反被杀了，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应对困难，进退失据致使地方损失太大从而被罢免职位，林林总总算起来，这一波度田之乱也带来了上万名官吏的位次更换。

这对于国家来说，长远肯定是好事，因为不称职的或者心怀不满的都暴露出来了，都会被好好的惩治，不会再出现更多值得担忧的事情。

但是对于短期内的情况来说，问题还是挺大的。

忙，就是忙，战后的善后工作，官吏的选拔更换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要忙碌的事情忙来忙去，整个贞观元年就这样忙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忙碌也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的，比如农业集体化程度的极大进展。

过去，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手段，主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被朝廷征收的土地和解放的奴隶当然是全部都安排了集体农庄，在地方上作为打样的存在，供自由农民们选择。

有些人看到了农业集体化的好处，所以选择了加入，而有些人则坚持家庭生产，不想加入，总觉得朝廷里这些当官的没安好心。

那刘备当然是宽容的，你愿意，我接纳你不愿意，我不强迫，你想走，我放开门禁让伱走。

保持这宽松的政策规矩，所以整个江北地区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呈现一个西高东低的局面。

关西之地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很高，尤其是凉州这样的起家之地，那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关中地区和益州北部的农业集体化程度也很高，普遍超过百分之八十，乃至于百分之九十，并州和幽州则因为长期战乱，平定之后则顺理成章的推进农业集体化生产，当地人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也普遍愿意接受。

到了冀州，冀州北部农业集体化的程度比较高，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南部则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是本次度田之乱中冀州南部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原因之一。

而在中原地区，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则高低不一，总体来看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部分地区高，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部分地区较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长江以南就不说了，有没有都差别不大。

而在度田之乱以后，因为集体农庄在战乱时期的优秀表现十分惹眼，自由农民们眼睁睁地看到了集体农庄的优越性，看到了他们强大的抵御灾害的能力，于是集体用脚投票，大批量大批量的要求加入集体农庄。

因为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太多，以至于官府人手不够，只能让他们排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慢慢来。

然而越是如此，想要加入的人就越多，越是不得，就越是要得到。

之前官府费劲宣传的时候，反而没几个人动心的，只能说这属于人类本质的暴露。

集体农庄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去经营处理，因为对方人手告急，刘备于是宣布地方官府可以请求郡国兵组织的帮助，郡国兵们都是有文化的，喝过墨水的，对这些事情有办事能力，把他们拉过来，就等于凭空多了几千名办事吏员。

这人不就够了吗？

想让我扩招官吏是不可能的，没那么容易的，才几千万人，就有十六七万的官吏和二十万郡国兵，加一块等于三十多万人在帮忙治理。

而且之后随着集体农庄的铺开，官府代表的人数也要增加，要不了多久官吏数量就会突破十七万，另外还有三十万军队要负责征战，吃财政饭的人就等于有六十七万。

宫里还有宫廷内侍和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