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举起反旗的那天开始，朱皇帝就一直在琢磨着未来的方向，只是任凭朱皇帝绞尽了脑汁，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方向。

无论是继续像历朝历代一般沿用礼治还是像后世一样完全推行法治，都不可取。

因为大明的情况跟历朝历代不同，跟后世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夏商周直到大清唱了凉凉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堂口一直都是小农经济为主体，虽然也存在各种工坊，但是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工坊的发展其实是受到限制的，再怎么萌芽的那啥玩意它也仅仅只是萌芽。

而现在的大明却是遍地工坊，不仅有朝廷掌握的五小工业等工坊，同时还有盐、驿等其他行业，对于工人的需求量远超历朝历代。

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工业经济，两者不仅生产力的高低有所不同，就连其本质上也是大不相同，再继续沿用旧有的礼治自然就是扯蛋。

像后世一样完全推行法治呢？

也一样是扯蛋。

因为后世经历了八国蛮夷火烧圆明园、经历了建夷退位又复辟、经历了各地军阀割据也经历了倭国入寇，大量的知识分子觉醒，百姓思变，最终才有了连挑十七个堂口的种花家。

而现在的大明经历过什么？

哪怕是建夷入关百五十年，掌握了话语权的依旧是那些乡贤士绅们，哪怕朱皇帝在造反的过程中很是清理掉一大批乡贤士绅，相对于整个天下的乡贤士绅的数量来说也只能算是微不足道。

乡贤士绅们见风使舵的本事可从来不低。

再加上没有经历过八国蛮夷入寇也没有经历过倭奴入寇，反倒是大明在车翻了大清之后又不断对外开拓，以致于天朝上国的思想和论调一直都存在。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法治，所要面对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更关键的是，传承几千年的礼治也未必就全是糟粕而没有好处。

事实上，很多礼治被打为糟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缺点，而是因为礼治跟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冲突。

举个例子，大明现在各地都有一大堆工坊，这些工坊当中有的以男工为主，有的以女工为主，也有的是男工女工都要用陌生、适龄男女能够接触到的机会相对于没有工坊的时候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男工和女工互相看对眼了，怎么办？

礼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法治则讲究的是对单个自然人权利的保护——按照礼治，如果双方当中有一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都意味着双方之间得黄铺子，而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自由恋爱本身就是自然人应有的权力。

是不是产生冲突了？

这还仅仅只是第一层的冲突。

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第二层冲突——工坊主们会支持礼治还是法治？

这种事情其实想都不用想，工坊主们绝对会支持法治，他们甚至不惜跳起来用脚投票。

因为支持礼治就意味着要损失两个工人，而支持法治则能在最大程度上保住两个工人。

再然后就是第三层冲突——宗族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

这事儿其实是明摆着的，因为朱皇帝不可能强令取消或者消灭所有的宗族，哪怕朱皇帝可以强行以国法来代替宗权宗法，哪怕朱皇帝和朝堂诸公用尽手段诱使百姓们分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族在乡里的话语权。

所以，宗族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就代表了宗权与国法之间的冲突。

按照传统的宗权来讲，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是私奔，无论男方女方都有过错，倘若其中有一方已经有婚约在身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大错，浸个猪笼自然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可是国法能这么规定么？

很明显，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