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补充因商贸发展而带来的劳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祸患，大唐社稷若想长治久安，相关问题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毕竟历史上的胡患所带来的危害与教训也实在太惨痛，不说五胡乱华所造成长达几百年生灵涂炭的大分裂，单单安史之乱将盛世腰斩，已经令后世无数人扼腕悲痛。

针对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随着局势进入开元新朝，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唐初年，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与开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羁縻体系，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岁贡不断。

但当年的大唐开边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为了确保国土疆域的完整与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土的安全。

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大唐对于边疆诸胡的态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强求尽并其地、尽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触犯大唐的利益、威胁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羁縻为主，给予那些边胡足够的生存空间与自主能力。

而且当年刚刚经历隋末乱世不久，天下诸州仍然不失荒凉。像高宗年间攻灭高句丽后，陆续将几十万高句丽遗民向内迁置。

可是如今，大唐对外的军事行动除了确保自身边境安全、巩固已有领土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对新的土地与人口的获取。

如此一来，原本诸胡自主性极强的羁縻统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统、彻底的消化这些边地与人口，才能以此作为动力继续向前推动开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风俗、同教化之类的措施，过去数年大唐也一直在执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编户，收复青海后干脆在海东设立州县直接统治等等。

但类似的事项推进的却并不怎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阻碍不断、见效颇微。

这当中自然有诸胡卑民不近中国人情、不通中国制度的缘故，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宋璟所说诸胡酋首宗主等之类的存在。

诸胡虽然社会结构简单，并不像大唐这样拥有着完整的规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则必有组织，那些胡酋宗主便是这些组织中的控制者与得益者。

人是一种高度依赖环境的社会动物，其习惯性虽然强烈，但适应变化的能力同样不差。随着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自然而然会做出生活方式的变化，毕竟不能顺势而变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这些胡人一个个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仅仅只是让他们明白律令禁止、恭顺生活，难度其实并不大。听不懂道理，总能认得清刀剑。

毕竟时下诸胡族裔虽然众多，但若说太强烈的民族情结、那是真的没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阂也没有后世那样强大，更不存在人权之类的纠纷。一群亡国灭族之余种，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已经是莫大的恩惠。

如果说诸胡归化存在什么疑难困阻，那就是太把他们当个人了，认为他们能够接受恩义感召、有明确的利弊判断，所以往往在颁行各种归化政令时不得要领。

宋璟说那些胡酋宗主们圈民为畜，看起来虽然略显刻薄，但事实正是如此。

诸胡并无完善的典章法度，其统治是建立在绝对的人身控制这一基础上的，所以需要高度的聚集才能维持其统治。

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编户伊始，曾经有一个怪现象发生，朝廷派遣的官员在完成编户、划授耕牧区域之后不久，六州降户们却迟迟不肯散去。

他们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而是因为担心散开之后，或会被当作逃奴逮捕，彻底的沦为奴隶。部族中针对逃奴的处罚可是极为严重的，哪怕是在游徙过程中，只要胆敢越过警戒的防线，轻则割耳割鼻等肉刑，重则性命难保。

虽然大唐也有防备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