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三受降城的修建，李潼还打算以姚元崇亲自督领此事。至于张仁愿，一方面率领着西河行社一群胡奸们襄助此事，一方面也是放在河套地区深作历练，如果表现出色，李潼之后便打算将张仁愿放在河曲、接替契苾明。

当听完南北两桩大事计划后，李元素一时间也是默然，过了一会儿才有些可怜巴巴的说道：“边事营建所支难减，那行台今年留给民生政治能有几许？屯耕、工商诸事，也不可就此放任不问啊……”

听到李元素这么说，李潼示意姚元崇等军方属众退堂再论细节，留下李元素，并召来其他数员民政诸司官长，继续讨论民生事宜。

如今行台财政，也仅仅只是略有好转而已，且因为两桩军事一同进行，可以预见来年财政形势将会更加紧张。

今年以来，诸州县扩籍形势良好，使得行台能够掌握的籍户激增。但这些新增户口，绝大多数都是赤贫，即便是授给土地，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即刻翻垦入耕。

农具、谷种等等，在籍户激增的情况下，想要满足所有，对行台而言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李潼提出一个构想，那就是对于新增户口，行台并不直接授给口田，而是采用官屯的集中化生产。官府出具土地、农具等资源，大规模的招收佃户耕种，先让民众们尽可能多的投入生产，未来三到五年内再将土地逐步授给民户。

李元素等人听到这一构想，也都大感兴趣，各自陈述讨论此法的优劣，绝大多数对此都表示认可。

生民新附，入治不易，一旦发生什么政令不及的情况，便极有可能再引发大量逃散。眼下行台并不能专注于内政，边患之外还面对着与朝廷的撕裂。由官府出面组织生产，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人地流失，同时抗压性也更高，水利方面还能不失整体统筹。

如果是此前的行台，还面对一个州县官吏不足的困境。可现在考选制度建立起来，人才得以源源不断的加入行台，派入州县内组织屯垦，也便于发掘出一批循吏干员。

当然这一构想也并非完都是好处，一旦官府组织屯垦，势必会对原本的耕织环境造成一定冲击。谷贱则伤农，长此以往，也会累积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动摇一部分本来稳定的社会基础。

经过一番磋商后，李元素等人再作提议，除了要给这一个应急性的官屯施加一个明确期限之外，还要给予原本的自耕农一定的补偿与安抚。

对此李潼也深表赞同，并将这一补偿政策细化为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具体到行台政令方面，那就是赠给民爵与发放丁权。

民爵自然不必多说，远到秦汉、近到唐家创业以来，甚至武周代唐时期，都赐出众多民爵。近世以来，民爵本身只是一个荣誉称谓，并不包含物质奖赏。

行台如今这财政状况，当然也做不到普惠普赠，但可以给民爵施加一个特权，那就是不再以租庸调作为征税形式，改以两税法进行征收。

朝廷此前所奉行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耕者有其田、有丁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即便不考虑关内均田制的破坏现状，租庸调制首先就限制了民户们的生产模式，规定了所生产的物资种类，让民众们在交付租庸调之后，耕织所出仅仅满足自身需要而已，除此之外很难再进行其他的经济活动。

两税直接征钱，不再规定物货种类，小户之家的经济需求就被释放出来，可以按照自身的经济需要参与不同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对长安这种地少人多的窄乡而言，无疑是民力的一大解放。

关内诸州民爵普授，原本有田者生产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土地上可以种植其他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而官屯本身又能确保关内的粮食生产维持在一个安线上，彼此间达到一个互补而非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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