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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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或是不愿去走，又不愿意放下身段为海汉效力，那就只能先待在这里混混日子，反正靠着给书院做代课教师的收入，起码一日三餐还是能混过去的。范长逸本来不太想安排宁崎参观高级班，但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要是海汉人在此期间看中了某人直接带走，那对白鹿书院的名声也大有好处。

这并非不可能生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文化素质都不会太差，而且这里每个人都是范长逸认可之后才能留在书院里继续研读经史子集，本事也算是有一点。范长逸认为这些人虽然还是想考取大明的功名，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对大明有多忠诚，否则怎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敌占区”生活，早就应该迁离这里了。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些人抱着待价而沽的心态，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秀才或举人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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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初级班和终极班的学员，书院对高级班这些已经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其实已经没多少可以传授的学问了。让这帮人寄身书院，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书院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有些教学工作也可以交给他们去做，以冲抵他们在书院的开销。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帮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

对于高级班的这些读书人来说，放弃数年寒窗苦读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汉从头再来，多少也是有些不划算的感觉。毕竟他们的功名在海汉人眼中并不值钱，去了多半也得从最底层的书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乡试或者会试中考出好成绩，那立马就能山鸡变凤凰，可以选择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会沦落到依靠街头卖字作为营生手段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