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并没有继续深挖，对已经查出之人的惩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了，这让很多参与此事的背后之人，大大的松了口气，当然也包括朝廷里的大臣。

作为回报，众大臣不敢再发对将铁路局归入内侍省，而且，此刻若有人还反对内侍省管理铁路系统，则极有可能会被怀疑，从而牵扯进破坏火车头一案。

李隆基顺水推舟，将铁路局归属内侍省一事，彻底的确定下来，将临时铁路局确定为铁路局，临时铁路令为铁路令，在确定之后，朝臣不敢反对，就连谏官也不敢反对，毕竟，这几日的事实表明，内侍省将铁路运营搞的很好，商人和老百姓也都非常满意，唯一受到伤害的，就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靠运输为生的马车运输队伍，火车一出，意味着他们要失业了。

但铁路是死的，人是活的，部分运输队伍放弃长安和洛阳之间的线路，专心做好其它线路的生意，也有的商队看到日后大唐全国，有可能都要铺设铁路，为此，放弃了这个行当，自谋出路，或者要求进入铁路系统，做国家正式人员。

这些常年搞运输的人，对沿途的线路非常熟悉，而且，比较能吃苦，部分优秀的人才，自然被朝廷吸纳，成为铁路局的员工，运气不好的，也只能是改行或者做其它线路的运输工作了，但最终马车运输肯定会被逐步淘汰，最终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火车和铁轨被破坏的恶件，朝廷将铁路规章写入国法，并设置为重罪，凡是蓄意破坏铁轨和火车的，都处以重刑，而不会像这一次这样便宜了。

在铁路局被彻底确定下来之后，鱼朝恩等太监在铁路局的地位更加的稳固，而且，很多相关官员也见识了这个太监的能力和手段，因此，渐渐的也就服气了，铁路局系统逐步进入正轨。

而随着老百姓对火车的了解，选择坐火车出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以前需要拄着拐杖步行的百姓，都买票坐上火车，当然，坐的都是最为廉价的硬座，这样一来，不但省了旅途的劳累，更降低了出行成本。

古语道‘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就是若要前往千里之外，需要提前三个月开始准备出行的粮食，可见出行的艰难，而有了火车之后，出行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足够了，实在便宜太多了。

而在价格方面，为了照顾穷苦之人，让他们可以坐上火车，硬座的价格被压得很低，软座和硬卧的价格，要高出不少，而软卧就更高了，普通百姓坐不起，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坐。

在火车运营一段时间后，李安先前设定的一列火车的车厢结构，显然暴露出不合理的一面了，也就是软卧严重不足，软座紧张，硬座略有富余。

这是因为长安和洛阳，都是富人众多的大都市，而富人出行，怎么可能与卑贱的穷苦人坐在一节车厢里，尤其是身份比较高的贵族，若是买不到封闭式的包间，宁愿取消出行计划，或者与先购买软座包间的客人争抢，以身份压人，迫使对方就范，当然，在对方让出软座包间后，他们往往会赔偿双倍的车票费用，以显示自己并不是仗势欺人，是有原则的权贵。

而在了解具体的情况后，李安终于醒悟，原来，这些贵族之所以一定要买下整个包厢，是因为很多出行不是个人，而是带了家人的，尤其是有身份之人，带着自己的母亲、夫人还有女儿等女眷，实在不方便出现在公开的大车厢里，只有全封闭的软座包厢，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大唐的民风，已经算是比较开化了，但相比后世还是差了很多，尤其是大家闺秀，是不能随便与陌生男人接触的，坐在开放的车厢里，显然不能被贵族接受。

有很多权贵妻妾众多，儿女成群，出行一次有百余人，这样，就算将整个软座车厢包下都不够，还要再包下一节可容纳八十人的软座车厢，以安置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