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学习委员的资料，明朝乡试、会试不办准考证，是拿着准备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门填写考生信息并盖章。前文错误已全部修改。）

在会试之前数日，士子们拿着路引和官方文书，已经去鸿胪寺报过名。

接着，又带自己准备好的试卷，前往礼部盖章，就是所谓“印卷”。王渊、金罍这种新科举人还好，往届考中的举人，还需把自己的乡试文章一起带去。试卷上填好详细信息，方便礼部安排考房和座位号。

会试流程跟乡试大同小异，也是黑灯瞎火就要入场，也是考生自己钉油布防雨。

历史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张居正当首辅才得以改变。

因为天顺年间贡院曾经失火，监察御史是个死脑筋，不敢擅自把贡院的门锁打开，烧死九十多名应考举子，伤者无数。张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训，又认为考棚条件太过艰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贡院的木考栅，全部改成砖墙瓦顶的考屋。

从此之后，会试考生终于不用再自己钉油布。

今年的竞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试人数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场会试居然还少了三百。

当然，主要看录取多少。

这谁都说不准，进士名额经常变动，上届录取了三百五十个进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众士子苦等在贡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发抖。也不知是真冷，还是因为太过紧张。

此时的贡院座位有九千个，提前两天便看了座位图，以防止临考时找不到位置。

王渊与金罍挨得不远，中间只隔了六十多号。

这并非巧合，跟他们所治本经有关，一个治《礼记》，一个治《春秋》。而治《春秋》、《礼记》之士子，在京城会试的时候，往往被安排在同一房。

按照明初的规矩，《易经》、《春秋》、《礼记》、《尚书》和《诗经》，同考官分配比例为1:1:1:2:2。

这是根据正统朝以前，各经考生人数制定的，但到正德年间已经发生巨大改变。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春秋》、《礼记》各二十一人，《易经》七十六人，《尚书》七十人，《诗经》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异常没有？

《春秋》、《礼记》二经的进士太少了，这并非个别现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简单，《春秋》、《礼记》经义太杂，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尚书》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但只要学会了，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难学又难考，《礼记》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

长此以往，治这两经的士子越来越少。而治《诗经》的则多到爆炸，因为《诗经》学起来容易，考起来就更容易。

王渊当初哪知道这些，纯粹是被王阳明和沈复璁带坑里了。

但谁让王阳明和沈复璁是余姚人，那里许多世家祖祖辈辈都治《礼记》。如果按照地域划分，余姚《礼记》天下第一！

到正德年间，房官比例虽然没变，但实际操作却出现变化。

就拿这次会试来说，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两人负责《春秋》和《礼记》，剩下十五人负责《易经》、《尚书》和《诗经》。

这两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温仁和，他们共同批改《春秋》、《礼记》卷。

王渊的试卷，百分之百会被王阳明看到，因为两位房官必须重复阅卷，并且要各自给出批阅评语。

敲敲打打把油布钉好，王渊小睡一会儿，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难道题目之后，王渊直接看《礼记》题，因为“科举重首艺”。这句话，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场”，其中包括四书和五经，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场的五经题。

只要五经题答得好，四书题稍微差些，也